我国书业之组织,与欧、美不同之点,尤不止此。譬如以分店论,查外国书业之分店,至多不过数处;若我国则不然,如商务印书馆、中华书局两家,分店各多至三四十处。其所以如此者,亦有二故:(一)货币不良,价值不定,而分销处买卖不多,安能代受此种亏累;(二)交通不便,运输为艰,分销处资本又小,不能有充分之预备。于是内地学校需要课本时,每感不便,此又不得不自设分销。
至于我国书业之组织,规模小而资本微者,实无组织之可言。盖资本小,则无详细分工之可能;无分工,则组织简单,不言而喻矣。商务、中华两家之组织大略相同,今且就敝局略述之。敝局系一股份有限公司,资本百六十万,股东千余人,以如许资本,有如许股东者,因其中无最大资本家也。敝局组织,系设“董事”九人,“监察”二人,一年一任。“经理”由“董理会”推举。其办事之组织,分总公司、总店、编辑、印刷四大部,其中又分若干部课。(各部课名目情形,笔记从略。)
今鄙人已将我国书业,大约为诸君约略一谈。然我为何从事书业,言其动机,大约有二。(一)我十九岁时,因感买书不便,遂自动地欲开书店。与友人集资千余元,办一书店于武昌。开设一年,营业达万余金,略有盈余。后来因从事于此,则无暇读书,又因不堪其苦,遂辞职,改就汉口《楚报》[6]记者。(二)由鄂来沪,本欲东渡求学,适昌明公司移本店于汉口,要我任上海支店经理,屡辞不获。又见书业大有可为,一则外国人不能与我竞争,盖外国人言语不通,文字不习,实不能控制我国书业;而旧书商多无学识,吾人投身其间,不惟可改良书业,且易出人头地。有此二点,鄙人遂勉就是职。后来又因自己自视太高,不能忍耐,小受委曲,即欲舍去,原约一年为限,届时辞职。后在文明书局[7]二年,商务印书馆三年,民国元年任中华书局之事,迄今十一年矣。阅世渐深,少年时之意气亦渐减。盖当时不肯以第二等人自居,今则自知才力有限,勉强任重,时虞不胜。